赵望云 从“农村写生”到“长安画派”

2018-09-26 13:37:24来源:海外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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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,赵望云的艺术可以分作前后两个阶段:“农村写生”和“长安画派”。二者既相区别又一脉相承,而其中任何一阶段的成就,都足以确立他在近代中国画发展史中开宗立派的地位。

虽然现在用传统笔墨表现现实生活早已成为一种风气,后来者不必关心当初从荆莽中走出者的勇气与艰辛;或许自“反右”以后,这位“中国画革新的闯将”被人为地掩没。但是在近现代中国画发展史上,却醒目地镌刻着赵望云的名字。

在清末,康有为等人就开始呼唤新中国画。而中国画真正的革新发端于20世纪初叶,那是中国大变革、大动荡的时代,一切社会领域都随着时代进程而有分野、更新。继辛亥革命后,新文化运动又蓬勃兴起。翻开这一页中国文艺,我们看到,新文学运动、新音乐运动、新戏剧运动和新美术运动在共同谱写一部时代的交响乐章。由青年人构成的“更新代”画家们为了反叛僵腐的旧传统,纷纷探寻新的出路。借鉴西洋画的有林风眠、徐悲鸿等;于传统水墨中求新的有齐白石、黄宾虹等;改变题材内容,把汽车、飞机和市民生活纳入笔墨宣纸表现范畴的有高剑父、陈师曾等。唯赵望云以最彻底的精神和实践真正潜入农村和社会最底层,用自己摸索出的一套方法表现中国社会的主体——农民。

青年赵望云曾立誓言:“我是乡间人,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,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,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,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。”他怀着“为人生而艺术”的理想,走出象牙塔,独自一人,背着纸笔,从都市回返乡下,日乘大车,夜宿小店,奔波在田间村头,在日军的哨卡和逃荒的难民中,将破产的农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苦像纪实描绘,赤裸裸暴露社会病态于国人之前。“农村写生”寄托了画家的满腔同情似远眺、似感怀,也与面临着内忧外患、国破家亡的中国大众的忧患心情相共鸣。因此,“农村写生”通过新闻界的大力传播而造成巨大的社会反响,赵望云也以“平民画家”而蜚声四海。

赵望云 集市上108×107cm.jpg

赵望云 集市上108×107cm

“我画农民,是由于我生在农村,热爱农村景物,同情劳动生活。”农村情感赋予了赵望云老农一般质朴、敦厚、坚韧、内在的气质,这也是作为一个有独特艺术品位的画家最宝贵的先天性审美特质。20世纪40年代以后,赵望云结束了农村写生生活,画风发生了巨大改变,但中国北方农民式的质朴敦厚的审美特质,和他开创的“农村写生”的艺术精神却贯穿在他的后半生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以赵望云、石鲁为领袖的西安国画家群体异军突起,震动中国画坛,人称“长安画派”。这一支国画新军大体上是由两种力量组成的。40年代初,许多画家从沦陷区聚集到西安,赵望云从四川来此定居之后,就成为西安画家的核心。他组织画会、创办刊物、开设美术社、组织画展等,为西安画坛奠定了基础。50年代初,又一批画家从陕北进驻西安,其代表人物是石鲁。他们二人分别以美术家协会主席、副主席的身份把流散在社会上的优秀画家聚集起来,组建国画研究会,组织创作、研究、展览活动,为创立“长安画派”作了必要的组织准备。

如果说集文人气质和革命经历于一身的石鲁曾以旗帜鲜明的口号、比较系统的理论和所向披靡的独创精神对“长安画派”产生过精神支柱的作用,那么赵望云则不同,他非常坚定的艺术主张不是通过系统的理论,而是以基础雄厚的实践榜样对“长安画派”的风貌长期产生潜在的、深刻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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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望云 陕北春色134×68cm

责编:张嘉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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